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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的问题，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低通胀、低利率、高负债和低增长的时代，凯恩斯财政赤字、扩大投资的办法失效，扩大货币用一定的通胀刺激的操作也无用，采取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也并不乐观。

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这个改革过程与结果，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极大的相似性。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说明，他们正是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无知又无耻的家伙，而且他们的猖狂说明，他们已经沦为社会公敌。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进入1970年代以后，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又一次兴起。

有时候，政治环境恶化，不利于学术探讨。[4] 这里的数据，系笔者2014年在网上查到的，标题为乡镇企业，无作者署名，出处不详。他在文章中，还分析了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的运动规律，价格与货币的关系，等等。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却是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巨大挑战，挑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挑战党内的极左观点，反思苏联东欧各国和我们自己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

但伴随计划经济始终，它们顽强存在、生生不息，根本原因是民生有需要，市场有需求。[14]薛暮桥：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薛暮桥改革论集》P101，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

薛暮桥研究分析，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产生普遍的通货膨胀。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近来，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再起波澜，引发各界关注。薛暮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领导者，致开幕辞和闭幕辞之外，还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的重点发言。

我归纳他的主要观点有：1.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意味着必须计较劳动耗费，在大生产条件下，这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才能实现。[7] 陈云大计划，小自由，《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在工业品方面，从 1982 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 6 类型 160种，第二批放开 8 类 350 种。货币超发，又缘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

[3]可见，价格改革的实践是走在莫干山建议前面的。[11]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尽管主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居统治地位，计划管控一切的调门越来越高，但靠市场调控的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交易的经济，却始终存在。

他与顾准一样，既是老革命又是理论家。严格的经济核算，可以改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

[13] 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观5》P13，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我想加上一句：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包括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成败的关键。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并存的事实，基本符合陈云当年的分析。总的看，攻克这个理论课题，主要是老一代经济学家的集体贡献。政治形势变化，对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影响很大。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

[6]9月11日他又说：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由于他在经济界的地位高、影响大，被陈伯达诬蔑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文革前就遭受批斗，文革中更经历了7年牢狱之灾。

当时极左横行，但政府还是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社队企业在逆境中反而有了较大发展。[15] 类似薛暮桥这样的老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如于光远、许涤新，还有当时属于中轻年学者的苏星、张卓元、吴敬涟、刘国光、孙尚清等等。

[5]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但陈云的讲话中提到的是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并没有计划经济的表述。

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上导致荒谬，但对经济领域里，国家计划管不到，属于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流通的社队企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罗列上述陈年旧账，并不是为了否定1984年莫干山会议，和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的重要性。（2019年8月1日星期四，崇礼） 注释： [1]王晓鲁：关于价格双轨制之争及其他，《华夏日报》2019年7月8日。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在无锡举办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

到 1984 年，国家定价占 73.5%，国家指导价占 10.5%，市场调节价占 16%。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主张企业核算，利润挂帅，自负盈亏。

王晓鲁认为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理论界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6] 陈云：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10]这些意见，显然是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在我国，大约80年代初、中期，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成为社会共识。

因此，即使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仍然是商品经济。[8] 这段论述，后来被人概况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以社队企业为例，经历了几次起伏。有时候他们被当成资本主义的温床或尾巴，受到遏制，因此发展缓慢甚至萎缩。

[1]华生2011年的获奖感言，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近日查阅相关研究，发现数据出入较大，例如王曙光教授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一文说，1958年社办工业260万个，产值62.5亿元。